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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消息】南方都市报性贿赂立法当跟进

发布时间:2020-11-22 13:38:57 阅读: 来源:铝天花厂家

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案,因检方未对其“性贿赂”提出指控,再度引发各界对“性贿赂”入刑话题的讨论。此行为是否构成行贿罪,该不该入刑,争议已持续近20年。近来不少官员腐败案件多涉及“性贿赂”情节,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此行为入刑的必要性和紧迫性,然而具体到司法实践尚存在诸多难点。

现行《刑法》将贿赂的内容限定为财物,非物质性利益贿赂并未纳入贿赂范围,正是基于此立法空白,检方未对刘志军案中的“性贿赂”提出指控。物质性利益和非物质性利益,只是利益形态的差别,无论是具体可见的以公权换取私利,还是抽象隐蔽的“权色交易”,从结果考察,其实都指向同样的性质,即意味着贿赂。而且,正如媒体报道所提及的那样,像刘志军案件中的“性贿赂”情节,背后是行贿人出钱雇请他人为被告人提供“性服务”。在诸多涉及“性贿赂”的案件中,当事人往往受到他人指使。这也意味着,“性贿赂”只是传统贿赂的变种。于此而言,在立法中,厘清其中的贿赂细节,适当将“性贿赂”纳入贿赂范围,确有其必要。

“性贿赂”是否入刑,即便在该行为层出不穷的今天,仍然存在诸多争议。相对得出一个具体的结论,当前中国司法领域更为迫切的,或在于走出贿赂依靠狭隘财物内容的界定。贿赂行为日趋隐蔽的特征,使得不少国家在界定该罪行过程中,采取了相对广义的定义,根据知名刑法学者周光权教授的观察,这种相对广义的定义甚至与反腐败成效存在一定的关联。值得注意的是,《联合国反腐败公约》对涉及贿赂罪行就规定,贿赂特征就在于提供不正当好处,这里提到的“不正当好处”,意味着包括财产性贿赂和非物质利益贿赂,显然,在这样的话语背景下,“性贿赂”入刑是有其依据的。

正是出于贿赂行为日趋多样化、隐蔽化的考虑,不少国家将“性贿赂”纳入了《刑法》范畴。然而,困境依旧存在,一种颇受认同的观点认为,“性贿赂”未纳入《刑法》,主要原因还是来自司法实务层面的障碍,现实可操作性较弱,而立法必须考虑到社会接受能力和现实可操作性。就司法操作而言,因为行为的特殊性,对行为性质的甄别往往存在较大困难。事实上,不仅是“性贿赂”有这样的纠结,近来备受关注的重庆不雅视频事件中,就赵红霞与雷政富两人是否存在恋爱关系,当事人似乎也面临抉择,坊间也出现了不同说法,而不同的行为性质,必将影响到最后的司法裁决。当事人之所以可根据需要选择有利于自己的结论,就在于性层面的行为性质判断,多依赖口供,侦查尽管有一定的空间,但存在较大难度,亦可能引发争议。

相对推动“性贿赂”入刑,当前该话题所呈现的舆情更值得玩味,可从中一窥当前的司法环境,以及与现代法治理念之扞格。反对“性贿赂”入刑者,多提及侵犯官员隐私权,也有人认为“性贿赂”只是道德伦理问题,法律不应干涉。讨论因此指向一些经典的论争:“性贿赂”入刑是否与保护隐私产生矛盾,又该如何界定官员的隐私权。另外,涉及性话题,往往会出现一种看似理性的声音,将接受“性贿赂”单纯归结于官员作风不正,道德谴责占据上风,司法介入则被要求谨慎行事。

这些观点部分充满谬误,背离了现代法治规则,有的则是对中国社会文化环境的考量,有一定的合理性。考虑到上述多种困境,短期内“性贿赂”入刑可能不太现实,但随着“性贿赂”现象愈演愈烈,立法层面理应对此有所体现,眼下,尤为关键的是对贿赂行为定义做出司法修改。如果说,“性贿赂”入刑国内外普遍存在困境,那么,立法过程对贿赂行为采取相对广义的定义,则是通行做法,中国司法理当积极跟进。

责任编辑:hdwmn_ctt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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